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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说丨坚守44年，她在农村放了15万场电影
时间奔流，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新京报14周岁了。
这是一个践履惟新、承上启下的年度，中国刚刚走过砥砺奋进的5年，又将开启新的征程。新京报也历经轮回，见证国家之巨变，用纸笔、用融合创新的奇思妙想，坚守“做一个时代记录者”的不变初心。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今天，我们从新出发，聚焦曾在大时代浪潮中搏击、思索的近30位新闻人物，追寻他们的故事，回顾过往，期望未来。
95岁的反腐老人杨维骏，深感自己时日不多，而反腐仍在路上;大凉山悬崖村里的学生上学有了钢梯，但他们仍想走出大山;新科技日新月异，令人兴奋又如逆水行舟……还有埋头坚守的实业家、居庙堂之高的顶尖学者;抑或默默无闻的草根，他们是大千世界的一花一叶，他们的人生历程，构成了中国社会改革变迁的素描画卷。
从新出发，我们同在路上，怀揣着初心和梦想。他们的过往便是我们的过往，他们的未来亦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故事，即是连接着过往与未来的“中国说”。
郭建华，开封市基层电影放映员，坚持在农村放电影44年。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凡是有记者采访郭建华，她就会把记者带到开封的田间地头、村头巷尾走一圈，看看地里的庄稼，和老百姓聊聊天。
她说，只有看看农村，才会理解她大半辈子做一件事的意义。
63岁的郭建华是开封市一名放映员，坚持在农村放电影44年。44年中，她在农村放了15万场电影，观众达一亿人次。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她，先后三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征求意见反馈会，反映农村农民观影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农村电影市场逐渐衰落，基层电影公司主动关门，郭建华固执逆行，竭力维持着自己的那块银幕，她说，城里的屏幕越来越多，农民也该拥有一块属于他们的屏幕。
1960年，郭建华五岁，她第一次看电影。
“今天放电影啦!”
在那个年代，这是最好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村子。
父亲牵着她，也去看电影。
夜空中的星星一颗颗亮晶晶的，空气里弥漫着花香和青草味。
星星下面的乡间小路上，村民们三五成群，领着孩子，拎着凳子，拿着扇子，说说笑笑往打麦场赶。
电影开始前，麦场上已经人山人海，麦秸垛上，树杈上，墙头上都坐满了孩子，星光亮得能照亮乡亲们欢笑的脸。
一束光从背后照过来，对面雪白的幕布上出现了八一制片厂几个发光的大字……
那部电影是个战争片，名字已经记不住了，郭建华当时还看不懂，但她好奇，“布上的人哪里来的?会动，还会说话。”
父亲带着她去问放映员，放映员逗她说，“等你长大了，也当放映员，就知道了。”
郭建华看到电影里一个姑娘留着两条很好看的大辫子，从此，也留起了辫子，后来，一直留到长及膝盖。
回到家，她就告诉爸妈，长大后，也要当放映员。
1973年，全国招收第一批女放映员，她所在的开封县，现在开封市祥符区招收三名女放映员。郭建华去应聘。
面试的老师看到郭建华，摇了摇头：“你又瘦又小，怎么搬得动片子，我们是干工作的，不是帮你爸妈养孩子的。”
郭建华苦苦哀求，“我体力好，啥活儿都能干，让我试一下吧。”
当晚放电影，不到80斤的郭建华骑车带了四部影片，跑得比所有的男同志都快。
从此，放映场上有了一名长辫子女放映员。
“那时候，能当上放映员，就是农村女孩子里面的佼佼者。”郭建华说，那是光荣的职业。
从1973年到1993年，郭建华放了13000场电影，“经常是一天三场。”收工的时候，都能听到鸡叫了，她和同事们推着自行车踏着晨露回家。
现在回想起来，她认为那是美好的时光，“因为你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给老百姓带去了快乐。”
不管放映场有多少人，多拥挤，她只要一到场，乡亲们就会让出一条路，还有村里的老奶奶捧着盘子给她送花生，往她口袋里塞红皮鸡蛋。
她最享受的是，自己扭开放映机开关，放映场上成千上万的人立即安静了，乡亲们跟着电影情节一起哭，一起笑。
至今，看过郭建华放的电影的人，超过一亿人次。
当年的美好时光，被现在的很多人怀念，她的故事被搬上荧幕，以她为原型拍成了电影《放映路上》，放映场次超过10万场。
郭建华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和郭建华一样，《放映路上》的女主角喜欢微笑，面容姣好，是个大辫子女孩。
但美好背后，也有悲伤故事。
1978年，《红岩》这部电影很火爆，每天要放六场，已经怀孕七个月的郭建华每天加班。有一次放映中，郭建华腹痛难忍，被乡亲们用板车拉到公社卫生院，孩子早产，只有4斤重。
医生告诉郭建华的家人，孩子不行了，活不了。全家人失声痛哭，郭建华的丈夫用军大衣裹住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他安慰郭建华，“你别伤心，你很能干，你看孩子多有福气，知道你是放电影的，都急着出来看电影呢。”
丈夫说着说着也哭了，“孩子肯定没事，你看，她是带着名字来的，你放的电影主题曲叫红梅赞，她就叫红梅。”丈夫开始哭着哼红梅赞。
哼着哼着，孩子动了。
郭建华的第一个女儿，就叫红梅。现在，红梅在祥符区图书馆当副馆长。
为了郭建华放电影，本可以留在部队工作的丈夫最后做了农民。
同是1978年，丈夫从部队回家探亲，要把怀孕的郭建华接到部队生产，“这样丈夫可以留在部队，那里的医疗条件好，我也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
他们买了晚上十二点的车票。
当晚，郭建华收拾行囊，也没有去放电影。
他们收拾行李的时候，公社的书记来了。
当晚，一名新放映员接手郭建华的工作，为一万多名农村观众放电影，但电影只有画面，没有声音。
乡亲们看一次电影不容易，好不容易等来一次，没有声音，就不满了。
有孩子到公社书记家门口喊顺口溜：“拿竹竿，扛扁担，你这个书记真软蛋，就是管不住一个放映员。”
大家埋怨，书记放走了郭建华，让大家看不成电影。
书记没办法，就骑车去了郭建华家，冲进郭建华屋里就说，“白培养你了，现在你要走，老百姓都不满意了。”
当晚，丈夫带着郭建华来到了麦场，放出了声音。
二人回到家，丈夫告诉她，“你睡会儿吧，赶火车的时候我喊你。”
一直到第二天，郭建华醒来，发现丈夫已经离开。
后来，为了照顾妻儿，丈夫放弃提干机会，退伍在家，当了农民。
“丈夫、女儿两辈人都为我付出了，有时候会想，值不值?”但每次到放映场，郭建华又觉得值了，“每次去放映场，人山人海，我一出现，人们就给我让出一条路，他们渴望电影。”
郭建华说，当时人们缺衣少粮，不忍心看到他们精神上再饥饿，每次去放电影，感觉都是给老百姓送饭，“我要把放电影当作几辈子的事儿来做。”
众人划桨开大船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郭建华发现，她想当做几辈子来做的事儿，不怎么受市场欢迎了。
当时，电影开始从计划供给向市场化转变，县城、乡镇录像厅开始满地开花，加上VCD、DVD开始在农村流行，再到农村放电影，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各地的电影放映公司开始纷纷关停。
1996年，郭建华所在的电影公司也面临倒闭，老领导留下一封”改革难”的长信，背着铺盖，回了老家。
刘兰生就是那个时候进入电影公司的，他回忆，那时候，员工每人每月工资只有30块钱，办公室的门锈迹斑斑，一下雨，房子还漏水，屋子里的水能把脚都湮没，开会只能坐到桌子上，到后来，30块钱的工资也发不下来了。
郭建华的同事，也纷纷转行，亲戚朋友劝郭建华，“转行吧，没人看电影了。”
“我不信没人看电影了，因为我去放电影的时候，还有老人和孩子在守着银幕。”郭建华说，“风光的时候，他们对我很好，现在不风光了，我不能忘了他们。”
1996年2月，郭建华出任电影公司总经理。
上任第一天，员工等她发表就职演说，她沉默了半晌，“我想和大家说说电影人的心里话，就用三首歌代表吧。”
那三首歌，分别叫《生活像一团麻》、《众人划桨开大船》、《团结就是力量》。
当天，员工们集资，凑了两万元，现场的文化局领导，承诺给公司贷款2万元，算是公司的启动经费。
“我不光是个放映员了，我喜欢农村，想给农民放电影，但我得先活下去。”郭建华骑上自行车，开始跑市场，寻找赢利点。
郭建华回忆，当时，红白喜事的活儿接，企业开业的活儿也接，每场可收入150元。半年时间，公司收入到了20万元。郭建华的电影公司活了下来。
活下来的电影公司并不富裕，他们至今挤在一个破旧的办公楼里办公，最亮堂的通风最好的房间用来存放设备，最大的房间被用来做成了青少年普法教育基地，放法制电影、摆放普法展板。
“在这里跟着郭大姐工作，没法大富大贵，就是觉得能实现点自己的价值。”已经是公司管理层的闫邦昭说。
“现在已经很好了，以前我们是拉着板车去放映，后来我们是开着手扶拖拉机去放映，现在我们开着汽车去放映。”郭建华觉得，能够给农民留下一块银幕，继续给农民放电影，已经足够幸福。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郭建华带着自己的团队放映了140000多场电影。
“郭大姐又回来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农村电影银幕次第熄灭的20多年里，郭建华带着自己的团队放映了140000多场电影。
“对市场，我不让市场适应我，而是我去适应市场，对农民，我也去主动适应农民，把观影权还给他们，他们需要看什么电影，想看什么电影，我就给他们放什么电影。”郭建华说。
现在农村留守老人多，他们喜欢看贴近生活的故事片，豫剧，郭建华就给他们放《包青天》，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看管，为了防止他们走歪路，就给他们放法制电影。在河南省100多个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点，她组织放映《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农村防诈骗常识》等电影3万多场，观众150万人次。
开封市祥符区的农民种植花生，郭建华就给农民放映种植花生的科教片，有的农民种植小麦，就给他们放预防小麦干热风的电影，西姜寨乡发展特色产业，种植红豆杉，郭建华就给这里的农民放《红豆杉快生长》。
郭建华发现，农民对一些电影腻了，比如一些科教片，农民说片子太长，太专业，看不懂，郭建华就找通俗点的科教片来放。
她给河南电影制片厂提议，拍了故事化科教片《咱俩花生好收成》，里面有人物，有情节，有故事，农民接受起来容易一些。
农民尝到了甜头，今年，开封市祥符区开展电影扶贫工作， 将一百个村纳入扶贫对象，开展百村千场电影扶贫活动，播放科教片。 还准备筹建一百个放映广场，广场上有灵活的放映设备，白天是展板，晚上挂上屏幕，就可以放电影。
西姜寨乡村民王大中说，“郭大姐放的电影不是大片，但都是农民需要的。”
朱仙镇五十多岁的村民说，“郭大姐又回来了，三十年前，她来放电影的时候，都说，大辫子又来了，现在，都喊，老太太又来了。”
一名村干部说，给农村人拍电影、放电影不挣钱，这事也许只有郭大姐在做。
63岁的郭建华眼角爬满了皱纹，但依然爱美，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喜欢系一条红色的围巾，和曾经的辫子一样长及膝盖，她一出现，依然引人瞩目，村干部、村民都会围上来。秋天，花生熟了，他们又会端出一盘花生。
村子广场下雨的时候，村子里的干部和村民会帮忙腾出村室、学校的教室，让郭建华放电影。
作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郭建华提出了关于支持全国中小城市数字影院发展建设的建议，“中小城市接近农民，他们可以在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电影院享受高质量的文化生活。”这个建议在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已有体现。
她先后三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的征求意见反馈会，反映农村农民观影问题。
郭建华。
“别拍我了，拍我的花生吧”
2016年全国两会，媒体围着郭建华拍照，她告诉记者，“别拍我了，拍我的花生吧，比我好看。”
郭建华一连四年带着花生上两会。
花生，是郭建华老家开封的特产，也是她最有感情的农产品。“我从当放映员去报到，母亲怕我饿着，给我口袋里装的是花生;放映场上，农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吃的是花生;我放映的时候，乡亲们给我端的也是花生最多。”
因为郭建华的争取，开封市祥符区加速了该地花生产业化进程，农民种植花生收入增加四倍，今年1月，这里的50万亩花生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书。该地花生还登上了国际航班，成为休闲小食品。
现在，郭建华已经提议河南电影制片厂拍摄《我家花生好卖钱》，“促进农产品品牌化。”
除了为花生代言，郭建华管的事越来越多。
“在农村广场放电影前，我们都会放一些音乐暖场，一些村民就跟着音乐跳舞，打盘鼓，进行娱乐活动。我觉得这是好事，多一个人跳舞，打鼓，就可能少一个人赌博打麻将了。”
她向当地干部建议，鼓励村民发展扇子舞，广场舞，打盘鼓，她提出，“锣槌鼓槌代替法槌”，“村民精神世界健康了，犯法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西姜寨乡把盘鼓发展成了一项特色的村民集体健身项目，西姜寨乡党委书记李恒志说，“每个村都有盘鼓队，都是自发组织的。”
现在，盘鼓队还成了一种盘鼓经济，有人办红白喜事，都会找村里的盘鼓队去助兴，一次能收入800到1000元。前几天，一个盘鼓队到兰考“走穴”，一次挣了3000元。
西姜寨乡每次盘鼓队大型排练，郭建华都要到场。
她还给一些贫困的村子买了扇子，鼓励村民跳扇子舞。
曾经，有人说郭建华不食人间烟火，郭建华不服气，“我食人间烟火，这四十多年来，看过我电影的人有一亿人次，这是一亿张笑脸，这些笑脸，值多少钱?”
现在，郭建华的电影更接近“烟火”了。
“我越来越发现电影对农民的好处，每发现一点，都让我多一点动力。”63岁，她停不下来，“44年，感觉放映路对我来说就是一条高速公路，只看到加油站，没有看到出口。”
“断舍离”操作手册，丢掉这160样东西，让家更美好！
在过去，我们习惯于为生活做“加法”。
家里每添置一样东西，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因为那个时代的物质太匮乏了，家里的家具、物件堆砌得越多，也就越能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而如今，“减法”时代的到来，让我们学会了对物品进行舍弃和精简，剔除那些无意义的东西，大量留白、少量陈设，不让过度的物质欲望捆绑了自己，才能让生活回归真正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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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玄关到餐厅、客厅、卫生间、卧室、书房、儿童房、阳台，这 160 件东西该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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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
儿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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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不管是看法或信念、回忆、工作、甚至人，只要让你心情沉重、让你对自己有不好的感觉、阻碍你前行的，把它丢掉、送走、卖掉、抛开，然后继续前行。从家开始，轻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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